1933 年的烏克蘭

和很多人一樣，我對烏克蘭的應知也是從 Winter On Fire 開始，以前和幾個烏克蘭往來過，但粗略只知這地方近俄羅斯。上個月我在舊書店找到這三年前出的書，由Anne Applebaum 寫的 Red Famine，《紅荒：史太林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叫我理解到 Winter On Fire 的尊嚴革命之前的歷史。

我們身處的地理成就了我們的民族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戰爭和政治特色，及我們和世界上不同的人的溝通和交易的習慣。烏克蘭是一個好例子，在波蘭文和俄文烏克蘭也是解作邊境之地，borderland。位於波蘭的西面和俄羅斯的東面，西面是茂密的樹林,東面是荒原，兩邊對外敵也毫無掩護防禦的能力，由於沒有自然的界線，俄羅斯早晚提心吊膽認為西面的國家 （由拿破輪到希特拉到冷戰時期的北約到現在歐盟）稍不留神就會威脅到俄羅斯，於是不能不對緊密得唇齒相依的烏克蘭虎視眈眈，自古以來也擺脫不了成為俄羅斯殖民地的命運，土地遼闊的烏克蘭打起仗來能作為消耗敵軍的緩衝點。烏克蘭所有重要的城市，包括首都 Kyiv，也位於東歐大平原上，所有從中心向外流的河流，沒有任何一條能作為自然的邊境，它本身地理的限制，沒有自然的海岸線和山嶺防護，令聚居在此的人們，往往受到無日無之的侵擾。烏克蘭以農民為眾，知識份子較少，在大城市工作主要是俄羅斯和波蘭等外地人，它擁有歐洲最大面積的肥沃土地，有黑土（ Black Earth）之稱的，是他們的恩典亦是他們的惡夢，對蘇聯和納粹也是糧食要塞，每次攻佔決定留地不留人。雖然有獨特的風土文化，語言歷史，但飽受欺凌和痛苦去到二十世紀末才能宣佈獨立，當然從 Winter On Fire 我們知道他們對自由的守護是片刻也不能鬆懈的。烏克蘭是俄羅斯以外土地面積最大的歐洲國家，雖然他們用俄羅斯相同的希臘字母，但語言的相似度頂多是如法文和西班牙文，語文的系統是斯洛克文。


史太林在三十年代十年間發動過三個五年計劃，在一九三零至三四年其間，蘇聯有大概五百萬人死於饑荒，而其中接近四百萬人是烏克蘭人，現在回望過來可見當年史太林認為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要餓死他們，是種族清洗的劇本。和我們較熟識的毛澤東時期大躍進的方程式是類近的： 起初有錢有大面積地的會被標籤為地主，Kulak，一個本身不廣用亦很中性的用字，然後所有不是 kulak 的人就是被剝削的勞動階級，所有人也歡迎批鬥他們，迫他們交出地，交出牲蓄和工具，然後是所有醫生，教師，知識份子也被打擊，然後漸漸擴闊成：「任何表現不滿的人也是 kulak，農民家庭從來沒聘請幫工的也是 kulak，一個家庭有兩頭牛，一公一乸，或一對馬就算是 kulak，任何不肯交出糧食的人就是 kulak，用任何方法把農產品放賣的也是 kulak。農民要向Cheka舉報 kulak，cheka 即是到後來演變成叫人聞風喪膽的KGB秘密警察，為了充 quota （ 單在烏克蘭，秘密警察要交出一萬五千名反革名份子，要放逐三萬至三萬五千個地主家庭）而又希望保護到孩子，他們把所有單身人士也一一舉報。然後，把所謂kulak 的農地和財產也充工後，就創做一個新的階級去批鬥，podkulachniki，為地主服務的人，他們是窮人但有有錢的親戚，或為有錢人工作。在鄉郊地區非俄族裔的外來人，如德國人和波蘭人，往往未審先判甚麼也不用做也被定為 kulak。普遍俄羅斯人亦由當初對烏克蘭的理解為只是俄羅斯西南面的一部份，有著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農產轉變為充滿極端思想的農民和知識份子，擁有可怕而富爆炸成，危害蘇聯統一的力量。

被定為kulak 的人直接喪失基本人權，成為國家的敵人，所有財產也被國家充公，往往被虐待甚至打至半死一絲不掛地被趕出住所一家大細流浪街頭。原則上，被充公的財產成為合作社的用途，但事實上，充公只是暴動式的搶劫，一條村有十二塊田地被「去地主化」，那即是有四百個農民揮著紅旗見甚麼搶甚麼。為了不被標籤為地主，很多人也在群眾壓力下去傷害和搶劫這些從未傷害過自己的人。還有地耕作的農民要繳付負擔不起的稅項，勞改營 (gulag）不斷擱建，在1930 年開始見到饑荒的蹟象，怕被批鬥，大部份人已主動交出土地和牲口，成為合作社農民 kolkhozniks，沒有薪酬，只有少量的糧食和日用品作工資，他們沒有勞動的動力，亦任由機器損壞不作修理。農作物收成大幅減少，全蘇聯的農民也向合作社借糧借工具有借無還甚至刻意破壞消極爭，大量農民亦因糧食不足放棄合作舍而去城市找工作。地方政府卻向上頭塗脂抹粉粉飾太平做數報告合作社非常成功，令中央政府下令加大量食出口的 target提升數倍，此舉令往後祕密警察要用更嚴厲地充公所有農產品去交數，饑餓的農民連儲起不能賣的穀種也會被拘捕或殺害，政府下令把賣不去的也噴上毒藥，但人們別無選擇還是要吃。不同的邊境也被堵截，鐵路交通被終斷，逃亡到其他蘇共國家的人會立即被遣返，往往只把他們隨意丟在森林荒野多數命運也是餓死。

在1932年誰也能看到饑荒的災難是避無可避，但著迷馬克斯理論的史太林認為合作舍未能成功是歸咎在小資產階級思想，不能交出穀種的村落被標籤，被 blacklist，然後拘捕勞改更多「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寧願花時間精力去寫故仔屈罪名也無意改變方針，因為史太林是沒可能有錯的，種種迫害令合作社的田地更蕭條，更少人耕作，農作物收成更少。在街上乞食的人被妖魔化，去人性化，這些不能適應共產主義的人不過在拒絕時代的進步，餓死是他們咎由自取的。在學校，在城市，政府宣傳這些守舊又教而不善的人只關心自己的財產，不在乎其他工人或五年計劃，在城市工作居住的人相信我是一個真正誠實的工人而我亦未得溫飽就是因為那些自私的農民不事生產只顧收起糧食私下大魚大肉。烏克蘭俄語作家 Vasily Grossman 在 Everything Flows 寫道：「我再不被催眠迷惑，我能清楚看到地主也是人。但為何我的心曾像冰封一樣？當如此可怕的罪行每天在光天化日下進行，每天多麼多人受苦？真相時我真的沒有當他們是人，『他們是地主垃圾，他們不是人。』那是在我耳邊不停重覆，每個人也不停重覆...」而更可悲的是，去告發他人，去拘捕他人和洗劫他人的並不是外人，他們是自己的鄰居，而深知道執行命令等同置親友於死地。打家劫舍的行為不但不是罪行，甚至從國家最高級讚揚肯定，甚麼也搶清光後，他們就一把火燒了。

在1933 年的春天到初夏，這場絕對是人為的饑荒災難正式上演。滿街也堆滿了餓死的屍體，屍體被草草地埋葬，也沒有告別式，沒有資源也沒有力氣去逐個埋葬。很多父母把孩子留在孤兒院希望就算自己餓死孩子有生存的機會，人們賣任何能賣的東西，家傳之寶，冬天的衣服，去換一餐半餐，但往往只得到空心麵包，人們沒有食物就煮軟了皮鞋皮帶的皮來充飢，飢餓令人變得像動物一樣，做盡所有自己也控制不到的行為。吃屍算是普偏的現象，絕望的饑餓甚至令父母吃自己的骨肉。到後來活着就已是罪，人們直接問道： 為甚麼你還在生？你把糧食藏在哪裡？為甚麼你還未死去？

世界每天也有更大更重要的新聞，對烏克蘭的認知只限於「那是俄羅斯一部份」，沒有興趣去關注。由梵帝崗到英國也有第一手資料知道當地的慘況但因為不想得罪蘇聯大部份國家也扮不知情沒有伸出援手，英國外交部認為任何干涉和烏克蘭有關的也像在公牛前揮舞紅旗，自找麻煩，美國曾出手送贈糧食但俄國不容許其他國家幫烏克蘭。到四零年納粹侵掠時烏克蘭以為有救星，沒可能還能比現在更差了吧？ 向一步一步迫進的納粹軍獻上鮮花禮物，豈料當時納粹軍已在早年的侵略佔領中學得駕輕就熟，不費吹灰之力已安排好如何用最少的時間建立集中營去屠殺猶太人，去掠奪最多的糧食。納粹軍唯有做的，是以災難作工具扇動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仇恨。

二戰結束後，烏克蘭亦回歸蘇聯統治。史太林不但沒承認過失，更沒承認這災難發生過，銷毀了所有人口普查的文件，連知道真相的人也要死，有婦女被搜屋發現她希望留給子女看的日記簿被判監。在冷戰時期放逐海外的烏克蘭人的零碎呼聲被左膠批評証據不足，是老作來打壓蘇聯，只是去到徹爾核電廠災難後哥爾巴喬夫要求改變方針要求透明，烏克蘭人受過的難才得以被正視和可在光天化日下討論，但俄羅斯只重復饑荒是意外的災難，並非人為以種族清洗為目的的浩劫。

在1930年大量打壓作家，學者和知識份子令往後烏克蘭的管理政治人才真空，剩下懦弱怕事的傀儡。三代之後烏克蘭的大眾仍未能回復對政府任何信任。俄羅斯到現在仍不能接受烏克蘭脫離俄羅斯的政治影響，因為一個由西方盟國長期有軍隊有影響力的烏克蘭實在太危險，俄羅斯在地理上無辦法承擔這個風險，對俄羅斯來說唯一可接受的方案就是完全征服烏克蘭。有人會指出是否俄羅斯杞人憂天，但 1932 年的德國不過是一個弱小的戰敗國，幾年後卻想把俄羅斯也吞下來，政治是善變，但地理是不會變的。所以今天俄羅斯仍用不同形式的政治手法去散播謠言，操控政治和選舉，而一切西歐國家對烏克蘭的援助和同情亦被俄羅斯認定是威脅和挑釁的舉動。2014 年的起義其實未能令烏克蘭入歐盟，而今天看來更是越來越遠。